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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广州慈善机构抗疫简史

2020-04-21 来源 :公益时报作者 : 陈晓平

兼善堂巡船


■ 陈晓平

清末,省港地区先后于1894年、1900年暴发大规模鼠疫,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。当时政府的行政力量薄弱、财政资源有限,民间慈善机构挺身而出,肩负起抗疫重任:配制派发丸药、广泛印行抗疫药方、设立隔离棚厂收治病人、组织消毒,达到一定的抗疫效果。广州爱育善堂更是打破畛域之分,促成地方政府改变禁令,大规模接纳香港病人回省就医,展示出“大爱无疆”的人道主义精神。广州方便医院也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并逐渐成为民间慈善主力。

挺身抗疫,厥功甚伟

清末流行于岭南地区的腺鼠疫,自云南边境地区暴发后,沿着商路经北海传播到香港、广州,再传染至省内城镇乡村。这与当时城市化加速、轮船航运兴起、人口流动规模扩大有着最直接的关系。典型的鼠疫症状,是在腹沟、腋下等处出现肿块,伴有发烧、昏迷等症状,若本身健康状况不佳未及时救治,两三天内即会身亡。

1879-1890年间,广州及其附近已有疑似鼠疫病例出现,但大规模的暴发则是在1894年。1月16日,广州博济医院女医生赖玛西前往王将军府邸为其儿媳诊病,发现其腹沟有肿块,此为广州城内经西医确诊的第一例,随后这个妇女经过治疗痊愈,但其他市民却没有这么幸运。

从3月1日开始,陆续有报纸报道出现疫情。4月中下旬,大南路附近的南胜里出现了大批感染者,疫情随即向周边扩散,商业繁盛的西关成为重灾区。到6月份,广州已有4万余人死于鼠疫,高峰期每天有四五百人死亡。据估计,这一年因鼠疫致死者约有7万人,以广州总人口100万计算,这个比例十分惊人。

但两广总督李瀚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,竟绝口不提疫情,同时也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。地方官员无所作为,广州民间慈善人士及慈善团体则挺身而出,捐资舍药,设立救助场所救治民众。

省港鼠疫第二次大暴发,实际跨了1899、1900、1901三个年头。在两次鼠疫高峰期,民间慈善机构挺身而出,弥补了政府行政能力的不足,治愈不少染病者,收埋病死者以避免二次传染,厥功甚伟。

鼠疫从云南沿着广西、粤西向东传播,粤西地区较早受到影响。廉江县名医罗汝兰根据吴宣崇手稿《治鼠疫法》,结合经典医术和本人临床经验,写成《鼠疫汇编》一书,为我国第一部治疗鼠疫的专著,颇具效验。各善堂、书局迅速将该书翻印并派发给市民,使其知悉预防、治疗方法,取得良好效果。广州爱育善堂在该书基础上,汇集专家意见,迅速刊行《急救鼠疫传染良方》。除搭建棚厂隔离治疗病人外,各善堂还组织人力物力对一些病例多发地进行了消毒处理。

广州翻印的《鼠疫汇编》
 

民间善堂,应时而生

在万众一心抗击鼠疫过程中,原有慈善机构焕发活力,也催生了大批新的慈善机构。

省躬草堂诞生于1894年,专为应对鼠疫而创办,位于番禺县署西面(今越秀区德政北路393号)。面对汹涌而来的时疫,番禺县署师爷潘宝善联合文士、商人,以神仙“广成子”名义发布药方,制作药茶、丸药、丹水、丹酒,免费派送或低价出售给市民。草堂也提供“神符”供给市民用以“辟邪”,还请神仙“出巡清疫”,这是传统社会应对瘟疫的举措,从科学角度看,可以看成是一种“安慰剂”,用来抚慰大众,平息惊慌情绪。

省躬草堂弟子名中医劳守慎,对防治鼠疫素有研究,1903年出版《恶核良方释疑》一书,综合广东各医学名家的鼠疫治疗方案,提出独到见解。省躬草堂在广州服务市民数十年,1933年在香港大埔设立分堂,1953年广州总堂停止活动,大埔省躬草堂接续了广州慈善传统。

鼠疫在1894年来袭时,广州西关绅士刘学询以兼善堂名义捐资在黄沙江边设立“施医养病所”,搭盖棚厂收治病人。他选择这个地点费了不少心思,一是当时还属于偏僻地带,人烟稀少,便于隔离;二是靠近珠江,病人可以用船送达。入住病人凡家境贫寒者,医药费全免;若不幸病亡,由兼善堂代为殓葬,以杜绝二次传染。搭盖棚厂集中收治的方式也起到隔离病人、避免传播的作用。同时,兼善堂每天公布痊愈、病故、施棺明细人数,管理颇为完善。从6月1日至7月2日一个月内,收容就医男女共1050名,痊愈者301名,病故棺葬者596名,留医者153名。到7月下旬,兼善堂已收治数千人。

润身社原是一家文人结社,成立于1869年。1884年鼠疫流行时,病人多无钱医治,东关汛一带死亡枕籍。原籍广州的澳门商人曹雨亭捐资购置大屋作为堂址,提供给润身社向百姓施医赠药。该社应民众所求,扩大征集会员,改组为“润身善社”,聘请医生驻堂坐诊。润身善社从此声名鹊起,到1906年跻身广州“九大善堂”行列。

方便医院,至今行医

广州方便医院,是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,1894年为治疗鼠疫而创办。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,这家医疗机构垂爱人间,救治无数伤患,体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。

广州原有城北方便所,位于三眼井(今应元路北面),既为市民提供简易治疗,也收殓一些无主尸体。1894年鼠疫大流行时,绅士吴玉阶等发起成立城西方便所,收留疫症病人,但经费拮据,只能勉力维持。1900年,第二波鼠疫高峰来临,著名慈善家陈惠普见这家机构缺乏经费,遂召集广济医院、爱育善堂、崇正善堂等同仁开会,决定由全市七十二行商人实施持续捐助,为城西方便所兴建房舍一百多间。1901年,改称城西方便医院,后将城北方便所并入,改名为广州方便医院。

广州方便医院“一闻灾即赴救,不避艰险,不计日夜,不论远近,不避时疫,亲理患者,亲济灾民”。医院规定董事(高层负责人)必须站在第一线执行最危险的任务,以此激励医务人员不避艰险、奋勇救人。方便医院慈悲为怀,免除病人就医费用,殓葬病死者;同时还担负起收治港澳回穗病人的重任。据统计,两次鼠疫高峰时期,方便医院收治病人达到万人以上。

为应对十分凶险的疫情,1901年方便医院聘请名医梁龙章坐镇。梁龙章从1894年开始就深入研究用中药治疗鼠疫的方案,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写成《辨证求真》一书,被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沈敦和誉为“专治鼠疫之无上宝筏”。

广州方便医院以其出色表现,获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并获大量捐款,到民国时期成为广州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。1953年,方便医院与市立医院合并为广州市人民医院,次年改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。
 

 方便医院收尸现场
 

穗港情深,中医治疫

1894年省港鼠疫大暴发后,香港于5月10日被宣布为“疫埠”(疫区),广东省当局随之发布禁令,不准香港病人越境到广东治疗。广州爱育善堂与香港东华医院联系后,即向省级官员建议取消禁令,获得同意。爱育善堂与港方协商后达成一致意见:1.东华医院要将病人送往省城,须得本人同意;2.准备前往广州的病人,要有医生许可;3.准备离开的病人要向警察备案;4.载运病人到广州的船只,须将病人坐卧之处妥善遮盖,准备好食物、药物才能开行。随后,东华医院分批将香港病人送到广州由方便医院收治。

香港病人急于回到广州治疗,有两个原因:一是此时的西医尚缺乏鼠疫有效疗法,但中医验方确有一定的治愈率,医生认为传统医药可治愈约五分之一的鼠疫病人;二是香港政府规定,疫症病人身后必须进行尸体解剖,这是当时的人们所无法接受的。

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承认,当时西医学面对鼠疫束手无策:“这个疾病可怕的死亡率无法让任何一种医疗方法显示它的优越性。而本土医生常宣称他们的疗法与欧洲医生的疗法同样有效,甚至更有效。”女医生赖玛西注意到,本土医生有时会医好鼠疫病人,一个鼠疫女病人服了熊胆的药物后痊愈;她也注意到,本地医生认为传统医药可治愈约五分之一的鼠疫病人。广州居民在面对这场大疫灾时,对本土医药更具信心,这也是鼠疫高峰期大批香港居民涌回广州的原因之一。

流行病的发生不只是生物学、医学问题,也是社会问题。清末鼠疫暴发后,各界均有一定程度的反省,政府也认识到自身局限,更多地依靠民间慈善机构来具体实施抗疫工作。瘟疫一方面造成了惨痛的后果;另一方面则让民间社会得到发育、成长和锻炼,有能力应付下一次的灾难。每一次瘟疫流行,都是总结经验教训、促进社会进步的机会,不能让鲜活的生命白白牺牲。

(据《善城》杂志)